我们谴责爱情中的欺骗，同样，我们应该谴责爱国行为中的欺骗。政府把持着宣传工具、暴力工具、货币工具，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屈服，有时候我们为利益屈服。屈服与否是一回事，是否有“真”的认知是另一回事。前者是圆滑的问题，后者是愚蠢的问题。我们至少要做到不愚蠢。
同时笔者认为，不知道真相时，发生的爱，是虚假的。无论是爱情还是爱国。
《开国大典》
爱情中欺骗的例子就不赘述了。此处以《开国大典》油画的修改为例，这是一个政府行为中的欺骗，为了维护“政府总是正确的”这个形象，进而让人们更容易爱国。
1953 年画家董希文受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邀请创作了《开国大典》，以真实的新中国开国大典为主题。之后，由于政治原因，这幅画被修改过四次。
第一次是 1955 年，当时搞“反党分裂活动”的高岗、饶漱石已被开出党籍、公职，中国革命博物馆要求董希文删除画中的高岗。这次修改在原作上进行。画家之后找补说：“这幅画在构图时，高岗就有挤在边上的局促之感，去掉他对构图倒有好处。”
第二次是 1972 年，当时刘少奇已遭批斗下台，中国革命博物馆要求同样受到迫害的董希文删除画中的刘少奇。画家肯定意识到了一些东西，所以对朋友表示希望有生之年能把刘少奇加回来。但次年就因为癌症去世。下图为这一版本，注意与下下一张图（人物齐全的版本）的第一排第 2、6 个人的对比。（没找到高像素版本，凑合看）
第三次依然是 1972 年，中央文革小组要求董希文去掉林伯渠，没有说明原因，人们推测是因为延安时期林伯渠反对毛泽东与江青（文革时如日中天）结婚。董希文病重无法改画，便由其学生靳尚谊以及另一位油画家赵域修改。学生不愿意在原作上修改，便复制出来了一份。
第四次是 1979 年，文革已结束，党内高层希望平反刘少奇等人。中国革命博物馆要求靳尚谊补上画上的高岗、刘少奇、林伯渠等人。靳尚谊忙于公务，推荐了青年画家阎振铎、叶武林。两人在靳尚谊的复制品上恢复了此画的原始版本。下图为这一版本。
所以《开国大典》存在两幅作品，一个是董希文的版本，缺少了高岗、刘少奇。一个是靳尚谊、赵域、阎振铎、叶武林的版本，和董希文的初始版本内容相同。目前各种展览上出现的，大多是第二个版本。
各种宣传资料中，也有混淆视听的行为。如国博的宣传资料，虽然提到了董希文和四次修改，但是用的版本不是董希文的，没有提到复制品的事情和另外四名作者。
欺骗行为的客观基础
欺骗行为能发生，条件之一是被欺骗方往往对对方抱有美好的幻想。这个善意揣测（相信）的动机是善良的，但可能会造成不符合我们预期的结果。条件之二是，欺骗方能够获取更多的收益，所以有动机进行欺骗。条件之三是，欺骗方往往用暴力手段胁迫对方，这种暴力可以是物理暴力、精神暴力。
笔者不是在以受害者有罪论责怪被欺骗方。而是在强调，我们应该保持对“真”的追求。虚假的认知总会导致错误的结果。对真的追求，需要消耗额外的精力。
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与强权政治
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本质上是胡萝卜加大棒。爱情中精明的欺骗者善用这种手段，所以当真相暴露后，不是所有的被欺骗方都能理性逃离，很多依然爱着欺骗者，甚至比没有欺骗的爱情爱得更深。
政府更是有手段。想象一各鼓起勇气在网上发文揭露真相的普通人，被请到警察局喝茶要求删帖，这个时候 ta 已被没收手机，心中早已十分忐忑。两个警察扮演者红白脸，一个负责恐吓，一个负责安慰给出路。被折磨一番的 ta 被放出来后很可能对政府感恩戴德，想着政府也不容易，可能会更爱国。
总结
知不知道真相是一回事，选择如何去面对是另一回事。敢于面对真相，需要很多的勇气。敢于揭露真相，则需要超级多的勇气。